即便不发生系统性债务风险，任其蔓延也会约束经济活力。所以，金融监管的“堤坝”总要修得比汹涌波涛高一些，才能趋利避害、防患于未然。

　　“债务风险”的话题，总是能引起舆论关注。日前，有研究机构披露相关成果，截至2015年底，我国债务总额为168.48万亿元，全社会杠杆率为249%。同时，我国主权资产净值已达28.5万亿元。因此可以说，我们拥有足够的资财来应对债务风险，发生债务危机应该为小概率事件。尽管如此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问题比较突出，债务率高达156%，应当给予及时、必要的“制度警惕”。

　　“欲得其中，必求其上；欲得其上，必求上上。”目前来讲，债务风险仍在可控范围内，酿成大范围违约的债务危机概率更小，但“黑天鹅”的出现往往是在人们放松警惕、心存侥幸的时候。之前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也是如此。正如论者指出，即便不发生系统性风险，任其蔓延也会约束经济活力。所以，金融监管的“堤坝”总要修得比汹涌波涛高一些，才能趋利避害、防患于未然。

　　“堤坝”怎么筑？第一步，仍要加快清理、从严控制地方政府五花八门的投融资平台，降低所谓的“或有债务”。以宽口径估算，我国政府债务水平达到56.8%，低于欧盟60%的预警线，但是差距已经不算大了。因此第二步就要清查国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，之前曝光了不少风险点，应当引起注意。第三步则是对民间融资的“P2P”平台进行防控，杜绝“钱生钱”的空壳游戏滋生蔓延。

　　同时，水位也要适度下降，“去杠杆”的深意正在于此。去产能、化解“僵尸企业”，都有助于降低行业的资产负债规模，通过破产、清算的方式让资金迎来“新生”。而对另一端的房地产市场来说，将与之相关的“房贷”规模控制在合理区间，同样很必要、很重要，也很紧迫，直接关系到国有银行与居民个人的“钱袋子”。这方面必须下大决心，哪怕影响到短期的GDP与税收，治理者也要“拎得清”，把区域增长的动力切换到实体经济良性发展上来。

　　“左兜”揣“右兜”，是一些地方处理债务问题的策略与方式，对此应当一分为二看待。一方面，国有企业、金融机构、地方政府等“广义公权力”之间本质上属于利益共同体，这有其优势，为处置不良资产提供了协商渠道；另一方面，这种优势存在转化为劣势的可能性，比如“预算软约束”超出合理边界，便极易产生无谓的低效率，一些不良资产从账面上消除了，却在实际上形成了风险隐患，至少对政府信用产生了不良影响。只有将债务问题放在战略位置上整体考量，给出顶层设计的系统性解决方案，才能终结“自己人欠自己人”的怪圈，实现地方债务运转的法治化、均衡化。